受终端需求不振、产能过剩、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，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可能进一步收缩。

  问与答 问：如何处理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？ 韩俊：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6%左右的时候，农村还会居住4亿多人口，比现在美国的人口还要多。现在，内地一个县级市卖地收入就可以跟香港差不多。

第三种是韩国模式、泰国模式，城市的首位指数非常高，全国三分之一的人集中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。当市场价低于最低收购价的时候，政府就入市。第三个，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过程中，存在一个怎么处理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关系。中国的问题是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，但是户籍制度使得这些人来到城市只是打工、就业，不能够融入城市，享受和有户口的居民同等的权利。像伦敦、纽约、巴黎这些大都市，它在GDP中工业增加值没有一个超过10%的，北京整个经济结构中工业仍然占到30%以上，天津占到50%以上，武汉占到56%。

如果将来种地不赚钱，搞农业没有奔头，当农民不体面，农业、农村就没有前途。当前中国城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7.3亿，像北京、上海这类特大型城市人口过了2000万。时至今日，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。

1. 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，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（十六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），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，和我们现在热议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）一样，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。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，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。在政府主导经济，审批泛滥的情况下，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，即使在地方，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，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。改革的勇气，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，如果再退一步，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，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。

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，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，得到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。2014年4月，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、社会的持续观察，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、反腐、雾霾、金融改革、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，我推出了同名力作《新政能否改变中国》。

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——既得利益集团。2008年时，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，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，但即使如此，四万亿资金的走向，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，还有放弃保八，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。为飨读者，我将分四期连载《新政能否改变中国》一书的序言，此为连载之三。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改革 。

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，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，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，退就是死。第二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，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，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。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，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，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，雨点小的原因。

首先，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、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。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《决定》不难发现，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，比如社会保障、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。

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，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。新一任政府履新后，我依旧对中国经济、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，并继续以数据说话、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，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。

我举个例子证明，2013年5月，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，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，向国务院上交了2?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，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。前者是做好有功，后者是做好无过。3. 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、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，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，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、收入分配、就业问题、资源环境、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、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，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。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，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，藏富于民的建议，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？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，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。请各位设想一下，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，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，那么第一，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，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，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。如此大密度的审批，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么简单，而是只有审批，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。

2. 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，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，但与此同时，地方官员的升迁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——GDP增速越高，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。 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？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，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，藏富于民的想法？告诉各位，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。

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，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、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余额宝从2013年6月成立，短短半年多达到5000多亿的规模，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募基金，堪称典范。

传统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使得自己更强，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，留给新金融企业的空间就更小了。可是，这一美好希望要面对理论和现实的多层拷问。

现在央行的总资产在32万亿左右，所以，央行的资产方基本就是外汇储备。冷静的观察者会注意到，在美国、日本、德国等国家，互联网金融虽然早有发展，但是远不如在国内火热。假设银行放贷的平均利率是5％，那么银行全部资金的平均利润就被打下来20％，只剩下4％了。采用的办法，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，用这种方法锁住外汇占款，而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是很低的（法定和超额分别是1.62%和0.72%），这样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才可以平衡。

当倒逼撞上监管这道墙 理论上讲，我国传统金融也可以走这样一条道路，直面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竞争，利用新技术成长成不仅更大，而且更强、更有效率的企业，演化出更有效率的金融市场。你看各大银行、券商、保险公司都有自己的网站，在网上可以完成很多种类的业务，包括开户、销售、转账、缴费、证券交易等等。

最近央行把汇率每日浮动范围从1%增加到2%，是正确方向上的一步，下一步是进一步减少对汇率中间价的干预，更多地让市场力量决定汇率。为何会维持这样高的一个存款准备金率？原因当然很复杂，不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一个视角。

左边资产方最大的是外汇储备，现在大约3.95万亿美元。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的快速发展，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。

其中最重要的就是，在历史上，是什么阻碍了银行、券商、保险公司成长为更强、更有效率的企业？遇到了什么阻力？互联网能清除这种阻力吗？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。这种压低存款利率补贴商业银行的方式，最终补贴的是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的低收益率，最终埋单的是所有的储户。倘若央行释放基础货币不是通过购买外汇，而是通过购买国债，而国债可以提供大约4个点的收益率，而不是1-2个点，那么央行就完全不需要用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来锁定资金了，也就不需要用存贷差来补贴商业银行因为存款准备金的损失了，利率市场化的这个障碍就没有了。要实现利率市场化，汇率制度要先改革。

央行的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很低，大致等于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减去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率，这几年算下来也就1%-2%。金融改革是系统性改革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点一点推进的空间其实不大，很快就会碰上体制和监管的瓶颈。

只要运用简单的比较法，找出和美国其他国家的异同，不难寻得答案。互联网各国都有，金融各国都有，可是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差异很大，和各国的监管体制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。

被汇率扭曲压住的利率市场化 我国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.5％，中小金融机构为17％，此外还有75％的存贷比的约束。这个逻辑链条的核心，是汇率与利率的联动，压低汇率导致大量外汇储备，外汇储备收益率低导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、压低存款利率。